1964年，亚瑟·C·克拉克爵士站在BBC的摄像机前，预测到2000年，即使人们不知自己身在何处，也可以随时与朋友联系。在互联网和Skype出现后，克拉克的预言成为现实。

科幻作家并不担心自己的预言是否会成真，但未来学家们却需要为自己的预测负责。“真正的未来学家从来不会把预测未来作为营生，这些都是电视编剧和占星家们的勾当。”《未来的冲击》(Future Shock)的作者阿尔文·托夫勒(Alvin Toffler)写道。

1943年，德国社会学家弗勒希特海姆在美国创立了未来学。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，以社会科学、社会经济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未来学得以快速发展。1970年，阿尔文·托夫勒出版了《未来的冲击》，标志着未来学进入美国文化的主流领域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托夫勒又相继出版了《第三次浪潮》(The Third Wave)《权力的转移》(Power Shift)两本著作。同时代的约翰·奈斯比特(John Naisbitt)也在1983年出版了《大趋势》(Megatrends)。他们用恢弘的笔触预言了人类社会及商业的未来趋势，直接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商业行为和商业文明进程。

未来学的诞生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。时至今日，不确定性再次成为时代的主要特征。于是，凯文·凯利(Kevin Kelly)的《失控》(Out of Control)《必然》(The Inevitable)不断引起人们的膜拜，吴晓波、罗振宇、吴声也迅速成为人们每年必关注的“趋势预测者”。

今年8月4日，场景实验室再次举办了主题为“新物种爆炸”的商业方法发布会。吴声提出，在“数字化的年轻商业时代”，审美、认知、消费，以及用户整体行为模式、心智模型都正在重新异化和结构化。发布会上，他提出了生产资料被重新定义、ESG数据成为企业新标准等六大预测，并分别给出了四个趋势方向。

“新物种爆炸·吴声商业方法发布”已经连续举办三年，每年都引起不小的轰动。但既然是预测，就难免会受到质疑。吴声也坦承自己既是场景实验室的核心竞争力，也是有可能成为“瓶颈”。但他对自己和团队的研究和预测充满热忱，认为“大胆假设并不是野蛮”，“行动力是最好的商业模式”。

“人若非思考，便不能进入现象。”吴声表示，场景实验室始终有自己的研究结构，并倒逼团队不断把看到的现象和研究的案例结构化。研究结构是底层操作系统，要进一步在田野调查中不断验证。“只有反复深入的观察，结构才能够被塑造，方法才能够被验证。”吴声说。

2015年10月，吴声创立场景实验室，获得IDG资本、钟鼎创投、盛景网联、真格基金等多家机构联合投资。目前已经孵化近50家创新企业和IP。

首席提问官吴婷提问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

 ●  【提问·吴声】  ●

你在8月份刚刚发布了年度演讲“新物种爆炸·吴声商业方法发布2019”，长达三个小时的精彩论述，让台下的人如饥似渴地学习到最新的东西，尤其是引起95后关注的潮流。现在你能用一分钟的时间把当时的干货带着我们再回顾一遍吗？在你看来，今年自己的判断跟去年有哪些不同吗？

吴声：从8月份到现在，两个多月过去了。我是不喜欢回头看的人，永远从当下往前走，做这样的总结，也并不是我所擅长和所愿的。但是今年确实是不一般，数字化已经深度渗透我们的生活、生存的每一个维度。我们常常讲，Z世代是数字化的原住民，但这不是代际的划分，而是审美、认知、消费，以及用户整体行为模式、心智模型的重新异化和结构化，我们把它叫做“数字化的年轻商业时代”。

无论外部的形势如何变化，创业者多么举步维艰，不得不说，这是最坏的时代，也是最好的时代。商业正年轻，怎么去理解年轻的商业？就像嘉宾大学作为一个新物种，如果按照传统的大学去定义它，所得到的结论南辕北辙。但是用数字化时代的频率去了解它，就能够理解一种新的思维体系和心智模型。

吴婷：今年的发布主题是“数字化的年轻商业时代”，更多的重点是放在数字化上。今年你的预测是生产资料被重新定义、ESG数据成为企业新标准、怪美重新定义美学秩序设计语言和产品价值、创作自由和IP重制、隐形重生，技术寄生与场景再造、架构与许可，去年的预测是2.5次元、家庭会员、订阅万物、空间重生、知识新零售、透明化机遇。你每年都会做预测，今年的预测跟去年有什么不同？会自己打脸吗？

吴声：有一位朋友说我原来的预测都非常具体，但今年有很大的变化，似乎更多是在讲趋势，不那么具体。

今天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，差不多是在发布会召开前的12天左右，我们研究小组成员准备了一组新的案例，其中有两个，一个是ZARA母公司Inditex，一个是巴西美妆巨头Natura，一度以20亿美金并购雅芳。这两个案例中透露“可持续”风向被我们视为一个研究重点，即我们的商业模式改造要致力于更加富有道德感的材料和手段，形成可持续的设计，能够让今天的年轻人基于对可持续的热爱，愿意为它去买单。据此逻辑，我们把原来非常具体的十大预测，全部都重新调整。

这是一个社会观念取胜的时代，今天的商业要思考的是有没有推动社会观念的微小变化和改良，有没有输出价值观。这不再只是我们原来理解的“我比你做得更好”所能评价的，因为对“好”的判断标准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。

我们要理解大胆假设并不是野蛮。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直觉，因为它能够培养我们理性冷静去质疑一切的思维。我们要更加地极致，能够一针捅破天。

吴婷：商业咨询公司有研究员、分析师，他们根据研究模型、数据分析去做研究报告。证券公司有分析师、投资经理，通过财报和数据分析做研究报告。学术研究机构则有专家、学者来研究、撰写论文。我很好奇，你的商业方法和预测，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推演出来的结论？

吴声：我们有两个研究商业的方法论。第一，我们始终有自己的研究结构，这个结构从一开始的场景方法论到场景流，到现在的场景算法，贯穿始终。我们要求每一个同学都要倒逼自己，把看到的现象和研究的案例结构化。这是非常痛苦的过程，因为人若非思考，是不能进入现象的，只有不断深入提炼，才会让我们在“刷”时代摆脱信息流的表面。

第二，坚持田野调查。坚持看同样的场景中现象和内容的变化，我们团队已经连续四年到深圳去探访同一个地方。一开始是万象城，最近两年半改成万象天地，我们始终会看三家店，一个是奈雪的茶，一个是小米之家，一个是诚品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重复去看它们的经济周期指数，看有多少年轻人在里面谈笑风生，只有在重复的观察里面，方法论才能够被验证。所以田野调查是在方法论之前的一步，而方法论是我们底层的操作系统，需要坚持不断地去验证。

吴婷：你的身份是观察家、学者，还是商人、预言家？

吴声：我愿意做一个商业研究者和实践者，没有实践就没有价值。我认为行动力是最好的商业模式。真正地去做、去参与，才能在理解新商业的前提下，向创业者、平台和公司输出我们的建议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尝试的方向。

吴婷：如果有一天你的公司倒下了，会是因为什么？

吴声：我个人现在还属于公司的“道具”和核心竞争力，但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也会是场景实验室的瓶颈。

我希望在还不足以影响公司更好增长之前，能够把我个人的能力变为团队的能力和公司的能力。现在我们的团队已经逐步成长、日趋坚固，能够让我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，和吴婷展开“亭亭玉立”的对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