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屯北路的老舍茶馆，吴幽是这里的常客。他常常在这里泡上茶，跟人一聊就是一天。对聊的，是从事各种工作的人，包括投资人、创业者、电影制片人、足球教练等等。他把聊天的内容都记录下来，至今已经有100多本笔记。

这些笔记本，纪录着一个90后草根创业者的成长。电商、移动互联网、区块链、产业互联网，在一个个风口下，吴幽成为时代的弄潮儿。冰球运动员、辍学创业者、薛蛮子投资合伙人、比特币玩家、47亿元基金管理者……在时代赋予他的各种标签之下，他是一个矛盾共同体，既贪婪、冒险和激进，又专注、保守和成熟。

徐小平、沈南鹏、张磊等50后、60后、70后投资人，以各自不同的投资战术，推动了创投行业的繁荣。而90后投资人们张扬的个性、鲜明对立的风格，则让大佬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。

薛蛮子说，喜欢吴幽的折腾、不按部就班。刘东华说，初见吴幽，就像2001年见到马云。鲜明、对立的特质在他的投资中体现地淋漓尽致。他既能到处撒钱毫无斩获，也能用800万的投资创造7个亿的账面收益；既投资文娱、影视，也专注于精神病院和抗癌靶向药；既选择小而美的边缘产业，又想要一针捅破天，打造完整产业链。

在时代风口上，产业互联网的下半场，吴幽想要逆风而上。他能给创投行业带来哪些想象？用一壶茶的时间，听一下吴幽讲述自己。

我95%的时间都在跟与直接业务不相关的人交流。我不太去公司，也不太管我的团队。所以说，我是刻意地追求变化，刻意地保持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，保持自我的多元和丰富。

我跟中国最牛的足球裁判交流，也跟女排队长交流，还跟瓜迪奥拉交流过。我觉得我是没有天赋的人，需要靠别人来刺激我去思考和变化。

很多人是天才，我不是。但我一旦搞明白了，就会坚持下去。

我不是学校里那种认命的人，而是搞着玩的那种。刚进大学，我就开始创业，还搞了一个体育协会、一个相声社团、一个读书会。不过，我读了一年半就选择了辍学。

高中时期，我一边练体育一边学文化课，复读了一年才考上大学。毕竟，跟正常的学生还是有差别的。三级跳远、中长跑、足球，我全是二级运动员。小时候，我最早练的是足球，由于足球教练的同学是教冰球的，我就去练了冰球，因为那时候青少年培训队（简称“青训”）练冰球是有钱赚的。青训是体制内的，国家花钱培养。

从小家里负担还是比较重的。由于家在农村，父母都是当老师的，拿着死工资，我妈还一直生病，经济压力很大。当时跟一位老师学相声，演出还赚过钱。就是学着玩，也不知道学了能干嘛，没想那么多。那会儿也没人去听相声，特别是在徐州，又不是在北京和天津。家里事情多，也没人管我。最后考大学时，竟是靠相声特长加了分。

我老家在徐州，矿大就是徐州最好的学校了。高考完，稀里糊涂的就报了矿大，读的矿物加工专业。但军训的第三周，我就想辍学了。

那时候，我感觉迷茫。身边同学、老师的观念和理念都很传统，都在我的预期之内。我本身就是个农村的孩子，没见过太大的世面，到了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，本来是可以让我拔高一层的。后来我就搞读书会，发传单，传单上就一句话：“聚天下之贤才，成世间之伟业。”发了8000张传单，结果被校长叫去约谈。我就是觉得很迷茫、很挣扎，想要挣脱这种环境，想找一些相对不那么守旧的同学一起去交流、去实践。

一年半的时间里，服装定制、报纸、小广告、桶装水、盒饭，在大学那种环境下，能搞的感觉都搞过了。当时，我们一帮子人一起做，一共赚了70万。后来，我们五六个人直接就辍学了。

辍学对我来说是件很必然的事情。刚开始辍学家里是不知道的。四个月后，我爸才知道。他没有反对，只是跟我说，我不可能支持你辍学，但我知道你在大学里待得很痛苦。他给我写了12个字：“心比天高，脚踏实地，累了回家。”

按说在大学里，赚到70万已经算有钱了。但大家还是想干一些更大的事儿。在一个叫派代网的电商论坛上，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，都是做电商的、做淘宝的、做B2C的，电商分析师、投资人等，我们的创业也从此起步。

我们的第一站是苏州，干了大半年的B2C，做休闲食品。但是，那个很快就做死了。然后就来了北京，做淘宝。2010年正赶上淘宝最好的时候，没有微信，没有现在这些商业模式，就是纯电商。

刚开始做，是从倒卖化妆品开始的，也不需要多少本金。在派代网上与人聊天时发现，化妆品这个类目的数据不错。服装类目其实已经有所爆发了，但服装是非标品，而高档化妆品则是标准品。我觉得我们没有做非标品的基因，也没有那个能力，所以就选择做了化妆品，以高档化妆品的倒货为主。

那时候，美妆类目的ROI（投资回报率）是1:7，我投1块钱能卖出7块钱的东西，6倍的红利。现在估计得7:1了。赶上好时候，选对平台，我们的增长很快。到2012年，当年的交易额达到了2.8亿。当然，我们做得还不是最快的，在那个细分领域，北京还有几个做得比我们还快。实际上，那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，就像有人在推着来干，钱真的是大风刮来的。整个团队的扩张也非常快，很快就有四五十个人了。我觉得那才真的算是人生的第一桶金。

当时从读书会出来的大概有十几个人，有的还在跟我做事情，有的人在独立创业。有做投资的、有做互联网的，算是因为我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

今年4月份，我给母校捐了1100万。也是在这间茶馆这间屋子，几位校领导都在，我给他们泡茶。领导说，110周年校庆，110万有点少，1.1亿有点多，你就捐1100万吧。我说行，没问题。后来就定了这个数字。

我从2014年就开始囤币了，2016年底开始投的区块链项目，包括ICO。当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我最高的时候赚了1万个比特币。现在，我在新疆还有6万台矿机，大概有72%是我的，28%是朋友的。矿机本身也是一种比特币，我是比特币的坚定信仰者。

投资挖矿，很有意思。我自己的资产，除了在LP池子里的，大部分都在比特币或矿机上。矿机不能卖，坚决不卖，给多少钱都不卖。未来这个东西会难以置信。

我认为区块链其实是对生产关系的极大改变，与过去的生产力变革不一样。简单来理解，我们找不到比特币的创始人是谁，而是依靠一个机制，让几百万人去应用它、信仰它，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商业机构，或者说经济形态、组织形态。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都有这个人，但中本聪是谁我们都不知道，这很难想象。往大了讲，数字货币的流动性，我觉得是所有资产中流动性最好的，并且比特币真正实现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。它是无国界的，是一个革命性的、划时代的产物。

区块链的投资，官方说法肯定得说技术和应用，玩币的都得被“边控”了。但实际上，那个时期肯定是投币，ArcBlock、JSE、JSC等好多项目基本上都参与过。不过区块链的退出是很快的，我2018年4月份之后投的全都亏了，但之前的都赚了。2016年底，赚百倍币的好多，很正常。大家也都不知道为什么能赚那么多。

想挣钱还是割韭菜。但官方说法，区块链要应用在实体经济。官方只能这么讲，但实际上，现在全是骗子，今年全是骗子。我不说原来的，今年新出来的团队，100%全是骗子，纯资金盘、割韭菜。我觉得区块链的技术目前还没有新的突破，能承载的东西很少。就像互联网一样，1995年的互联网能承载什么呢？比特币是数字黄金，有特殊价值。其他没有应用场景的币，没有价值，不就是泡沫吗？不就是吹泡泡吗？不就是资金盘吗？

2013年初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遇到了薛老（薛蛮子），就跟着他去搞投资了。当时，我是陪朋友去谈项目，薛老觉得我这个小子挺能折腾，就让我做了合伙人。薛老不太喜欢很规矩的、按部就班的人。那时候，我对淘宝也没什么兴趣了。淘宝做大了，大商家越来越多，都是传统品牌。我们就感觉，未来一定是传统企业的机会，草根玩家没有机会了。事实证明，我的判断是对的。

跟着薛老，他教会我很多东西。刚开始，他就跟我说，天一样的市场，针一样的切入，要找到一针捅破天的事儿。他觉得做任何事，刚开始不要贪大，要把一个小本事练大了，这是他一贯的原则。就我来说，刚做投资是很贪婪的，真正领悟到这句话，已经到了2015年底了。

随后，我经过朋友介绍，又认识了东华老师（刘东华）。他比较看好我，跟朋友讲，见到吴幽，就像在2001年遇到马云一样。对我评价还蛮高的。当然，我觉得自己到现在也没有让他失望。在2014、2015年，东华老师给我的职业生涯做了很多指点，不管是务实的、务虚的，还是个人成长的、业务的。

我觉得薛老和东华老师是我的贵人，没有他们俩，我肯定走不到现在。薛老相当于是我的启蒙老师，东华老师相当于是我成长道路上的推手。2015年，我成立了镜湖资本。现在有5个合伙人，我是控股股东。在基金成立前期，东华老师帮助很大，我的很多LP，特别是前期的，很多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他介绍的。

最早的一批LP进来，我觉得是两个原因，一是东华老师的背书，这是主要原因。二是这些人觉得我跟别人不太一样，觉得我的脑洞比较大，跟别人的思考和思维方式不太一样。我那时候投的项目，有一个游戏公司是亮点，后来被一个A股公司收购了。这个项目投资了800万，变现时账面上是7亿多，赚了很多。这些LP都蒙了：还有这么投的？因为他们很多是传统企业的，很难想象一个小伙子，也没什么行业积淀，就稀里糊涂地投了这么个项目。

但是，也只有游戏能有这么大回报。像滴滴这种公司是烧钱的，后面的钱不烧进来，早期的就没用了。当然，现在游戏行业也很惨，文娱行业也很惨，很多企业都遇到了政策性周期、行业性周期，惨的不行。很有意思。

一位老大哥曾经提点我说：“吴幽，你记住了，为中国最会赚钱的人赚钱，这件事情特别难。如果你做好了，这辈子会飞黄腾达，这些人的钱和资源会不断向你靠近。但如果失败了，可能就没有出头之日了。”这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我觉得要想收获LP的信任，首先是业绩为王，这是基础。第二，我也刻意跟他们互动，有什么事情我会积极参与，想着自己的微薄之力怎么能对他们有价值。第三，得不断给他们一些惊喜和变化，要让他们知道，每次见到我，都会有新的成长和变化。李书福说，每次见到我都能给他新的东西。这很有意思。

2015年，我瞎投了很多种项目。互联网广告、游戏、社交、移动电商、智能硬件、O2O，什么火就投什么，但几乎全死了。后来发现不对，不能别人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不能凑热闹随份子，要做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。

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自拍相机。现在手机拍照已经很好了，但那会最热的是卡西欧自拍神器，很多小姑娘很喜欢，卖到六七千元。我们说要干它，我们卖700、500。但后来发现白投了好多钱。其实当时那个创业者很强，但做硬件太难了，镜头这个事情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，以至于产品始终没出来，一直在搞研发。这让我觉得，硬件是一个很大的坑，一个地方的改动，所有人都得等，一改就是三个月，非常耗时间。我曾经跟熊明华（前腾讯联席CTO）聊过，他说腾讯也曾考虑过硬件，但发现硬件太复杂就没有做。其实像小米这样的公司是很不容易的，帮小米生态做硬件没有那么简单。

后来，我开始到处拜访各类朋友、投资人、大佬，寻找新的突破。那时候在美国见了两个人，对我影响很大。一个是耶鲁校友基金会的负责人，叫大卫·斯文森。他是高瓴资本张磊的老师，在美国投资界赫赫有名。第二个是3G资本的雷曼。3G资本收购了汉堡王、百威啤酒、亨氏食品这些公司，当时还想收购可口可乐，是一个很奇葩的基金，十几年下来没投几个公司，但每个都很大。这两位都是很聚焦的人，我要打一个，就重点打，不需要像VC/PE这样，投几十个、几百个项目。

那时，我就得出结论，基金规模一定要搞大。基金规模搞大之后，一定要搞二级市场的团队，再就是要做产业资本。我们去年组建了二级市场的团队，当然规模不大，只有4亿多人民币。产业资本是什么？3G的做法就是产业资本，是控股型投资。

从那时起，我们开始做精神病院，先后收购了十几家精神病院，国内第一，资产和营收利润分别是行业第二名的4倍和2倍。去年加起来，实现了将近20亿的营收，1.8亿的净利润。现在，我们已经尝到了产业资本的甜头。这种依托产业的公司，有品牌，有好的现金流，也有好的毛利和利润。

为什么要做精神病院？当时我们研究了很多领域，包括便利店、干洗店、眼科，甚至骨科、泌尿、传染科、心脏搭桥等。但我们发现，便利店毛利太低了，对管理的要求也太高，不适合我们做。对比了几十个小行业，最后排除法选择了精神病院这个领域。我觉得这个领域有几个东西，一是用户增长非常快，二是这个行业不会有别人来做，第三是我们有一些拿牌照等方面的优势。我喜欢有一定门槛的事情，做得稍微重一点，因为重了纯资本就不会进来了。滴滴这种靠资本砸出来的，就不是我的菜。

很有意思。我们目前的人民币基金规模就是靠这个领域做起来的。正因为我们在这个细分领域做到第一，才能获得LP的信任，把基金规模做大。精神病院目前我们还在对医院进行整合，包括上下游的药、治疗方式、后续康复等，实际就是要在一个产业里扎透了。如果爱情深，要数月亮，不要数星星。

说到投资逻辑，我有三句话。第一句话，我们要以产业龙头为核心用户，依托产业合伙人推动产业全球生态化，以达到一级市场整合布局，到二级市场市值管理联动的可控产业集群，最终实现技术驱动的失控涌现模式的生态圈。本质就是产业资本，我们要控产业、管产业，要完善产业链的上下游。这谁牛*？益海嘉里牛*，郭孔丰牛*。从大豆豆油的期货、生产、包装、品牌终端他都做，这叫牛*。这种企业很难打败，很难去挑战它。

第二句话，我们要做的，是以中国为圆心，全球为半径，全球视野，中国整合。我不贪大，我选的领域都不是很大，但增长很快，比如精神病院、卵巢癌、乳腺癌等领域。所有的中心都是从边缘切入的，我们要找到那个小而强、小而美，能够切入中心的边缘。

第三句话，叫公司即行业，品牌即品类。“精神病”就是吴幽，吴幽就是“精神病”。三只松鼠就是坚果，坚果就是三只松鼠。我们要在这个领域做到第一，甚至唯一，这才有价值。在做行业研究时，我要求“定位有战略高度，落地有产业链思维，要吃透行业，彪悍凶猛”。

一位小黄车的天使投资人很喜欢我的投资方式。他跟我说，穷人才搞新业务，真正有实力就搞那些永恒不变的东西。比如我有个老大哥叫张晓亚，他投了蒙牛，投了现代牧业，很多跟奶牛相关的项目。这是一个现金流很好，而且有门槛、长治久安的事情。我们参与并购过一家西班牙的第二大环保公司，也是欧洲最好的垃圾发电公司，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一个项目。所谓的新的东西，大部分都是伪命题。比如互联网医疗，几乎95%都是伪命题。

做生意不能垄断，但做投资要做能垄断的。选好行业、选好人，在高毛利、高现金流的行业里深挖产业链的护城河，干就完了。

我老家那边有个小康牛肉酱，我们那边人吃。很小的领域，但能做到两个多亿的营收，4000万的净利润。很有意思。